近日，在2022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被问到“是不是上职高就没有出息时”，姚洋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他称“社会上现实就是这样，最后就是没有上大学好。所以不应该在男生还没成熟时，就把他们过早分流到职高，而应该给他们尝试上大学的机会……我们现在过早分流，我觉得这是逆潮流而动。”

作为一位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在过去一年，姚洋针对中考分流、职业教育、“双减”政策、焦虑、内卷等教育话题频频发声。他的独到见解，总能引发大家的思考：

2021年8月，姚洋公开表示，不支持中考分流，建议“取消中考，普及十年义务教育”。在他的设想中，九年义务教育可以改为十年，即小学五年，初高中合并五年，推行基础教育一贯制。此前，他还曾提出把义务教育年限提高到12年，在15年的时间内普及高中教育。

姚洋取消中考分流的观点，尤其赢得众多家长支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和人大代表梁建章等人也曾表示赞同。不过，早在2020年9月，教育部就曾表示，“目前还不具备缩短学制和将普通高中纳入义务教育的条件。”

关于一贯制的改革想法，与姚洋自己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

1982年，姚洋考入北京大学地理系，硕士毕业后到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做过两年变压器厂职工。在他看来，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人培养体系是很有价值的，初中毕业可以读技校，当了工人还可以再上大专。到了今天，过去的这种上升通路似乎随着中考分流而阻断了。

姚洋认为，这个时代的内卷问题，应该从教育这个根源上着手解决，他希望取消中考分流能成为解决内卷的良方，给予孩子更长的成才周期，让学生们成为“更完整的人”。

学不到东西，自我认知缺失

按目前的分流比例（6:4未来会是5:5），40%的孩子必须被分流到中职，大部分中职是由学校办学，不是以前的厂办，孩子们在里面学不到很多东西，也无法通过基础教育构建自我认知和自我尊重。这在姚洋看来，是现有教育体系问题很大的地方。

事实上，放弃中考分流是姚洋主张的“一贯制改革”的核心。他强调要让孩子们都上高中，毕业后再决定去读技校、中职、高职还是大学。姚洋甚至认为，可以考虑取消中职，全部改成高职，提高职业教育档次。

姚洋曾在工厂做过调研，与工厂里小初高毕业的人都分别有过接触，他觉得接受过不同层次教育的人是有区别的。

“工厂里，读过高中的人，脸是灵动的，言谈举止也更自如。我常回江西农村老家，侄子侄女们一齐站在那里，只要稍微说两句话，就能分辨出有没有读过高中，读过的明显心智更健全一些。”姚洋提到。

心智不成熟，尤其是男孩

100年前，18岁就需要结婚、工作。但如今，孩子普遍晚熟，尤其是男孩。所以，不能拿老眼光去要求他们，让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去读中职，很可能他还没养成读书和学习习惯，还不知道读书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价值。

这些心智尚不成熟的孩子，在目前的职校环境中，很难抵抗不良环境或他人的影响，也就无从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然后18岁毕了业就去工厂工作，以至于今后六七十年他们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学习了……

姚洋强调：教育工作者需要意识到，中小学不应该是选拔人才的场所，教育也不能仅仅培养一个人去养家糊口，而应该培养完整的人。

想让每一个孩子有读高中的机会，为晚熟的孩子争取成长时间，减少浪费性的竞争，这就是姚洋提出“一贯制改革“的初衷。让大家都能享有小初高一贯制的学习经历和基础训练，在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后，再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会更理性和审慎。

被分流的孩子，未来收入普遍低

在姚洋看来，假如40%~50%的孩子初中毕业过早地去读职校，又什么都没有学到，未来收入水平也不会高。这与我们共同富裕的目标是相悖的，共同富裕的前提要将教育放在首位。

据中国薪酬指数研究机构近日发布的《2021全国高校毕业生薪酬指数排行榜》显示，名校本科毕业生的平均薪酬在一万元左右；《2021高职院校毕业生薪酬指数TOP30》显示，毕业生平均薪酬集中在6000-7000元。可见，高职院校毕业生平均薪资与普通高校毕业生的平均薪资仍有较大差距。

另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近三年（2018/2019/2020）《就业蓝皮书》数据统计显示，高职毕业生月收入中，空中乘务、铁道工程技术、软件技术、社会体育、航海技术专业进入前10榜单。其中，空乘专业连续三年位居月收入榜首（2020年5533元、2019年5777元、2018年5503元），铁道工程技术稳居第二（2020年5503元、2019年5402元、2018年5186元）。这些高职顶流专业的收入，基本与同年普通本科生的平均月薪相当。

姚洋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技术人才的待遇的确在提高，这显然有助于职业教育的推进。但大学生的收入普遍比高职生高也是事实，比高中生高得多，更是毋庸置疑。

拉大城乡教育差距，破坏教育公平

在刚刚结束的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上，姚洋强调：共同富裕的核心是教育公平。

他指出：“尽管我国教育的整体水平在提高，但城乡间的教育差距仍然没有缩小，情况依然非常严重。”“我们现在的学校是分类的，较低类的学校大多数在农村，这些地区基础教育最为薄弱，学生被分流的比例也非常高，这是很不合理不公平的。”可见，过早分流对农村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学生尤为不利。

除了分流比例高，多数农村地区的职校更是“放养”状态，缺少专业教师，课程严重脱离实际，管理缺失，可以说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真空地，也不会有优质企业的参与。要知道，办好职教的关键是与企业联合。没有企业，职业教育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也无法教学生真正实用的技术技能。所以，在农村或落后地区上职校，基本没出路，辍学率非常高。同时，一个人的精神面貌、意志品质也难以获得发展。

“我们现在说共同富裕，最应该改变的就是这些地方的不平等。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城乡差距，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教育，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姚洋表示。

因此，姚洋建议，“发达地区的孩子尝试分流，越是不发达或欠发达地区的孩子越要上普高。”

如何平衡分流与教育公平，姚洋认为根本解决之道，是从制度层面进行“一贯制改革”，放弃中考分流，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实行小初高十年一贯制。

分流vs一贯制，社会效率与个体公平的博弈

姚洋指出，中国老龄化趋势严峻，人口还有负增长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变得更加重要。

如果过早分流会平白无故地让一部分人的基础教育水平永远停留在初中，显然不利于个体发展和国家经济的增长，也不利于人口素质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社会要效率、个体要公平，这是一个近乎无法调节的矛盾。但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必须意识到，教育一定是每个个体成为完整的人的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东西。同时，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尽管“十年一贯制的义务教育改革方案”没有得到有关部门支持，但给那些“晚熟”的孩子和更大比例“被分流”的农村孩子一个更加公平的机会的呼声却被更多人所接纳和认同。希望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被看见，让每一种人生都值得被期待。